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,出身安徽濠州(今安徽凤阳)一户贫苦农民家庭,小时候讨饭放牛,饱受流浪漂泊之苦。从乞丐登上皇位,角色变换,不易本色,朱元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帝王之路。在所有的恶行中，朱元璋最憎恶贪污，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、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，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，这些人个个该杀！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，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。他怀着“救民”水火的政治情感,执政之后,减轻赋役,禁止贪暴,从制度、法律层面,建章立制,倡廉反贪,推行惠及民生的廉政路线,严厉打击腐败分子,创建了清明的廉政局面。
严明军纪立廉救民。朱元璋25岁参加农民军,汇合徐达等24人南略定远(今安徽定远县),扩充上万军力,成为这支农民军的领袖。朱元璋特别严肃军纪,禁止劫掠、妄杀,怀着“拨乱救民”的情怀,立志“为民除害”。朱元璋的农民军,所到之处,“救民涂炭,除暴去苛,纵还妇女,不贪玉帛”,号令严明,赢得了百姓拥护。其在位期间，推行廉政的深度、力度,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典型,特色鲜明,其思想根基在“救民”。
谆谆告诫教化官吏。洪武二年,朱元璋对群臣说:“朕昔在民间时,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,往往贪财好色,饮酒废事,凡民疾苦,视之漠然,心实怒之。故今严法禁,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,罪之不恕。”他希望造成一种社会风气:“守己廉而奉法公者,行如坦途,从容自适”;“贪贿罹法者,犹行荆棘中,寸步不可移;“即使得出,亦教他体无完肤。”他不仅谆谆告诫百官,也时刻警示自己。登基不久,他让五更报时的值班官员高唱:“为君难,为臣又难,难也难;创业难,守成更难,难也难;保家难,保身又难,难也难!”勉励百官勤于政事,君臣齐心协力治理国家。
君臣谈话警钟早敲。凡新任官员,朱元璋常常召见,有一番教诲:“朕之用官,所认唯贤,举孝兴廉。而守令之贤,在于持己廉正,推行恤民之政,使其各得其所,各乐其生,代君养民。”有些官员,“擢用之时,并效忠贞,任用既久,俱系奸贪。朕乃明以惠章,而刑责有不恕。以至内外官僚,守职维艰,善能终是者寡,身家诛戮者多。”朱元璋为初任官员，提前打好廉政“预防针”，要求官员始终保持廉政本色。
晓示政策宣教廉政。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,朱元璋效法周公告诫天下臣民,将自己发布的《诰》文,编辑四册,印发百官。洪武二十五年,朱元璋编写颁布了《醒贪简要录》,亲自在奉天门向百官宣读。这部书中,朱元璋令户部统计了文武百官的品级和每岁的官俸,再将官俸折成稻谷数量,计算这些稻谷需用多少田亩,需费多少人力等。这些数据表现了朱元璋体恤百姓,推行廉政的理性思维和情怀。
惩贪奖廉赏罚分明。在惩治贪污腐败官员方面,朱元璋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,不避权贵和亲属,不论大贪要案,毫不手软。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,家中的金帛、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数不胜数，其他各罪并发,被朱元璋定以“擅权枉法”处死,株连者达15000人,后来扩大到30000人。所谓法不阿贵。朱元璋侄儿朱文正,战功显赫,官拜大都督,镇守江西,骄侈荒淫,朱元璋先免其职,后又诛杀。所谓法不阿亲。惩恶除害的同时，朱元璋也十分重视表扬、奖励清正廉洁官员。兴化丞周丹,为政清平,任满去职。当地父老诣阙上书,挽留再任。朱元璋大悦,手敕奖励,复其职,并加赐衣币等物。对于能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,朱元璋不仅给予重赏,还为他们修建府第;清官寿终时,朱元璋亲自为他们撰写祭文,以彰其德;他还命人将清官廉吏的事迹列入《彰善榜》、《圣政记》中,让其千古流芳。
建章立法巩固成效。反腐倡廉,奖廉惩贪,应当有法可依,有章可循。朱元璋制定了倡廉反腐惩贪的一系列制度和法令,使其廉政思想转化为明王朝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志。洪武六年,朱元璋创立了“六科给事中”机构,监察中央“六部”官员，加强了皇权,建立健全了监督机制。洪武十五年,朱元璋改革中央监察机构,建置都察院,都察院都御史“专纠百官,辨明冤枉,提督各道,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。”洪武年间,朱元璋制定《大明律》,规定“贪墨之赃有六:曰监守盗,曰常人盗,曰窃盗,曰枉法赃,曰不枉法赃,曰坐赃。”凡枉法者,其量刑标准很严，凡贪赃枉法官员,统统发配北方充军。洪武十八年八月,朱元璋亲作《大诰》,遴选已诛贪赃官吏的案例,具列其中,颁发百官。继而又陆续颁发《大诰续编》、《大诰三编》。朱元璋下令,“朕制《大诰》三编,颁示天下,让官者知所监戒,百姓有所遵循。”这些文书,百官“家藏人诵,以为鉴戒。”
朱元璋一手抓教育,一手抓严惩,经过二十多年的反贪倡廉实践,一大批贪官遭到惩处和打击,官场风气迅速发生变化,明初吏治日趋清明。《明史·循吏传》说:“一时守令畏法。洁己爱民,以当上指,吏治涣然丕变矣。下逮仁、宣,抚循休息,民人安乐,吏治澄清者百余年。”
(咸阳市生态环境局长武分局 杨婷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