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是个农民，一生只做过两件事——种地和做木工，除此之外，做过两年生产小队的副队长，这算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官了，平凡无奇的一生如同广袤田野中的一抔泥土，乏善可陈。
然而，说起讲廉洁故事，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父亲的一件事。
这件事在幼时时常被母亲提起，所以至今还有印象。
那时候，好像但凡遇到什么事情，母亲她都要先宣布一下父亲的“死心眼”，然后就带着各种怨气和不满，絮絮叨叨起来。
时间应当是1976年左右，父亲因为劳动积极，忠厚老实而被提拔为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副队长。那时候还没有包产到户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是“大锅饭”的人民公社时代。虽说是“战天斗地、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土地产量号称多少多少斤，但粮食确实还不够吃，饿肚子是普遍现象。特别是家里孩子多的，情况就更加困难了。那一年小麦减产，食堂压低标准限量做饭，肯定吃不饱。好在还有自留地生产出来的一点粮食，晚上偷偷地做一点稀汤填补，当然还是不够。我们兄妹多，年龄又还小，肚子饿得快，到了晚上，饿得又哭又叫，气得母亲毫无办法。
庆幸的是，那一年，秋粮丰收了。
经过大家连续十多天艰苦劳动，生产队大场里堆起了一大堆还没晒干的高粱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三五天晒干后就可以颗粒归仓了。
然而，连续两三天，生产队长都发现高粱堆都有被人动过的迹象，看管的人拍着胸脯说没有任何人靠近过，甚至于到了顿足捶胸赌咒发誓的地步。最终查无实据，说可能是老鼠、野兔之类的野畜所为。
当天晚上，父亲从队上回家时，手里却拿着一个大印。那是专门封粮食用的印。一尺见方的木板上，用阴文刻着一个大大的“存”字。父亲是个木匠，那是他亲手给队上做的。看护粮食的人而要将粮食堆印满“存”字，然后将印交给队长保管。因为之前的情况，生产队长便安排副队长的父亲亲自看护。
母亲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她望着父亲说：“今晚，我也去一回？”
“不行”，父亲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不能失信于人。”
“那谁谁都行？”
“你咋知道？”
“那天晚上，我都闻到他们家高粱糊糊的味儿了。”
父亲点起烟斗蹲在地上沉默了。
“就一点儿，行不行吗？”母亲近乎乞求。
父亲不说话。
“我可跟你说，咱自留地的那点粮已经快没了，填补一点是一点。”
父亲仍旧不说话。
“你看咱几个娃，个个像狼娃子一样能吃，他们饿坏了，你就不心疼？”母亲哭着说。
半晌，父亲抽完烟，在鞋底上掸完烟灰说：“我心疼，但是，想别的办法。”说完便推门而出。
母亲追了出来，拉住父亲，还想争取，然而，父亲却发怒了，一把推得母亲一个趔趄，大吼道：“就是饿死了，咱也不吃这个粮。”
最终，偌大的高粱堆再没有被老鼠、野兔之类的野生动过，全部颗粒归仓了。
我不知道父亲在做出这样一个被母亲称为“死心眼”的决定时是否艰难，是否经历过内心的煎熬？我只知道他的决定，在当时没有被家里人所接受，母亲为此怨恨了她好长一段时间。我还知道，父亲的这次“死心眼”在多年后仍被一些聪明人所嘲讽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早已故去，当年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。再次回想这个故事，我想说，父亲，你是对的！尤其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能这样“死心眼”，这甚至是难能可贵的。
父亲是个平凡得如泥土般的农民，我无意为父亲标榜什么，但现在看来，他身上真的有一种坚韧而执着的东西令人尊重。虽然当时可能不被人理解，但它会闪闪发光，几十年后，仍能在子孙后人的心中，照亮迷惘。
（长武县林业局 邹和民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