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毫不吝惜笔墨地描述范蠡救子的故事，在结尾司马迁告诉我们有舍才有得，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故事反映的不仅仅只有舍得，也反映了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，盛世之下官员结党营私、贪污腐败，最终导致百年基业毁于蚁穴。
陶朱公范蠡有三个儿子，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，被关在楚国的死囚牢里。范蠡装了一车黄金，派大儿子去楚国。临走时他叮嘱长子，到了那边把金子和信交给一个叫庄生的人，一切都由他来安排，千万别多事。长子满口答应，到了那边，寻访到庄生，把金子和书信都交给了他。庄生看了书信说：“放心回去吧。”长子看到庄生家屋破墙塌，有点不放心。辞别之后没有离开，又把自己私带的百两黄金拿出来献给楚国的相关官员，请他们帮着多说点好话。庄生虽穷困潦倒，为人却正直守信，上至楚王下至百姓都十分尊重他。庄生随后去见楚王，说他夜观星象，楚国不久将会有祸殃，楚王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庄生说：“必须修德才能免祸。”楚王一向很相信庄生，于是便准备大赦天下。最先得知楚王要大赦天下消息的官员，赶紧跑去告诉了长子。老大心想，既然楚王要大赦，那一车黄金不是白白送给庄生了吗？于是他又跑去见庄生，庄生吃了一惊问：“你还没回去啊？”老大说：“是啊，起初是为了打点弟弟的事情一直没走，现在听说楚王要大赦了，所以来向您辞行。”庄生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便说：“金子就在屋里你拿回去吧。”老大便把那些金子都拿走了。 老大走后，庄生觉得自己被小孩子戏耍，很生气。于是他又进宫去对楚王说：“我先前建议您大赦，本来是好事。但听都城里人们议论纷纷，说陶朱公的儿子犯了死罪，楚王左右的人都被他买通了，您大赦天下，不是为了楚国的百姓，而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。”楚王听了大怒，于是下令先立即斩了陶朱公的二儿子，然后再大赦天下。
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是仅次于齐国的大国，律法严明，国力强盛，百姓安居，秩序井然，对于罪犯肯定会严惩不贷，然而范蠡之子犯罪，范蠡的大儿子用千金贿赂楚王左右亲信，楚国大臣居然枉顾法律和道德，帮一个杀人犯说好话。由此可见其一，楚国的法律虽然健全，但是却有很大的阶级差异，虽然统治者对外宣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但是在金钱面前法律的底线却不复存在了，法律仅仅只是约束少数穷人的。其二，在楚王身边的大臣至少也是中央的权臣，公然收受贿赂，为杀人犯开脱，这就充分表明了楚国政治的腐败，中央的大臣都大肆贪污，上行下效，可想而知楚国基层官员又是怎样的。其三，楚国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监督管理体系，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并不严格，也没有出台一系列的惩处措施，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说的犯错成本太低，导致楚国官员大肆贪污腐败。
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以“君子”为最高道德标准，孔子说“使吾富且贵，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庄生就属于“君子”，他在楚国虽然清贫但为人刚正，所以上至楚王下至平民都很尊重他，像庄生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楚国官场也算是一股清流了，但是范蠡给他千金他却接受了而且还答应了救人。有学者评价说是庄生重情谊，但是笔者认为，情谊虽重要，但也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而且庄生也收下了范蠡长子送的一车黄金，并且在范蠡长子拿走金子后，他又去状告楚王，最终导致楚王杀了范蠡之子。在当时的楚国官场即使是贤才，也只能同流合污。如果像屈原那样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那只会遭人排挤，所以反腐倡廉不只是为了让想腐的人不能腐，更重要的是让那些贤才不想腐便可以不腐。
孟子说“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”楚国八百年的基业历经四十几代君王，楚武王年逾七十征讨随国，战死沙场。春秋五霸的楚庄王一鸣惊人，使楚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，成长为问鼎中原的强国。在楚国还是一个边陲小国时，上到国君下到臣民都励精图治，意图问鼎中原。可当楚国真正强盛以后，君王臣民变失去了奋进的动力，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，楚灵王被物欲蒙蔽，大肆建造章华台。楚怀王偏信张仪、令尹子兰，背信齐国，疏远屈原，“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”从屈原的诗中不难看出，当时楚国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。楚国八百年的基业最终毁于一旦,不能说因为腐败亡国但是腐败确是重要的一部分，官员们结党营私，贪婪逐利，更多的是为自己谋利，那又有谁真正为国为民呢？
“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范蠡救子本是历史长河中一件小事，但却反映了反腐败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，以史为鉴，当今我们国家反腐倡廉，习近平主席说：“近年来，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、社会动荡、政权垮台，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大量事实告诉我们，腐败问题越演越烈，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。”所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之大乃建国以来所未有。中纪委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、敢于斗争，及时打扫庭院、清理门户。广大党员干部更是要坚定理想信念，提高政治能力，加强自我约束，主动接受组织监督。
（县税务局 第五美晨）
